中國總理李強5月27日結束出席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後，從韓國乘包機返回北京。此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是該會議時隔四年半後重啟，對於推動三國合作重回正軌具有重要意義。
但李強此次赴韓國僅僅是參加會議，除了會見韓國總統尹錫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出席中日韓工商論壇，李強見諸媒體的報道是會見韓國三星集團掌門人李在鎔，其餘並沒有更多活動。這和以往中國領導人赴日韓參加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時的安排大不同。
2010年第三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時任中國總理温家寶除了出席會議，還對韓國進行了正式訪問。2011年時任總理温家寶赴日本出席第四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除了出席會議，還赴福島等災區慰問日本民眾，會見駐日使館工作人員、中資機構、留學生和華僑華人代表。2016年時任總理李克強對韓國進行正式訪問並出席第六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2017年時任總理李克強出席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並正式訪問日本。
此次會議是李強擔任中國總理後首次出席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但李強並未對韓國進行正式訪問。整個行程參會的意味非常濃厚。
這種變化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其依據是中國對外關係法。2023年6月中國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法》在7月1日正式實施。在該部法律的第二章對外關係的職權中，中央外事工作領導機構、國家主席、國務院、外交部分別發揮何種作用寫的清清楚楚。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活動。而國務院管理對外事務。因此是中國的內政變化導致了目前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出現温差。
當中國內部政治發生變動時，相應地外事活動按照以往的模式進行就會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少國際會議比如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中歐領導人會晤、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等以往是大都是由總理出席。但現在中國總理出席相關會議時能夠做出的承諾幾何，是否會出現當事國存在疑惑並進而質疑相關會議機制效用的情況？
當事國為總統制或者半總統制的國家時，國家主席發揮主要的外交角色。當事國為議會制國家，實權領導人為總理或者首相時，中國的外交對接人是否是要框定為總理，值得深思。中國外交中，以往國家主席和總理分別對接不同類型國家的外交事務思路或許應該根據現實需要出現相應調整。
也有分析認為，以目前美國對日韓兩國的施壓拉攏以及日韓兩國的對華態度看，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等經濟事務上同日韓的產生矛盾的可能性會大增，日韓更傾向加入美國小院高牆對華封鎖圈。李強赴韓參會而不訪韓，也代表了中國的冷淡姿態。